人类能成功战胜衰老吗?与自然规律的博弈在继续

衰老是人类器官开始衰竭走向死亡的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攻克衰老。本文介绍的蠕虫和3D打印机可能有助于人类战胜衰老,永葆青春。

在德克萨斯州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分子生物学家王濛(音)正在朝实验室走去。她猜都猜不到抵达实验室后,等着自己的是什么:数万只蠕虫被装在不同的盒子里,不停地蠕动着。她仔细地观察每只盒子里的蠕虫,过了一会恍然大悟,她观察到的现象兴许可以治愈人类无可挽回的变弱症状:衰老。

全球每天有10万人死于与衰老有关的疾病,比如癌症、风湿和阿尔茨海默氏症。但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表示,情况不一定非得如此。

BBC国际频道(BBC World Service)的播客频道调查(The Inquiry)采访了部分世界顶级科学家,向他们请教了有关衰老的本质,以及可能”治愈”衰老的前沿科学,如微生物群的作用到3D打印器官技术等。

衰老
衰老究竟是什么?如果能放大观看到人体分子这个层次,你会看到微小但量会持续增加的损伤在细胞、组织和器官中不断扩大。这种损伤持续积累,像俄罗斯套娃似的相互嵌套一样,最后影响到整个人体机能。

丹麦医生克里斯滕森(Kaare Christensen)解释说,”当我们身体的修复跟不上损伤的时候,衰老就开始了。”

克里斯腾森从医多年,直到有一天他觉得自己受够了治疗病人的工作。现在,他是丹麦衰老研究中心(Danish Aging Research Centre)的负责人。在那里,他试图让人们首先做到不会患病。

他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进展。他说, 19世纪中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预期寿命约为40岁,但现在北欧一些国家已接近80岁,世界其他地区也正在迎头赶上。

这主要是因为婴儿和儿童死亡率降低,而非人类寿命本身增加了。

即便如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个前景光明的变化。

布豪米克回忆说,”我当时想,’好吧,那我以后不当医生了,我要成为一个研发药品的人。”

他说,衰老导致的死亡通常与重要器官,比如心脏、肺和肝脏的机能衰竭有关。如果病人能够从捐献者那里得到一个机能正常的器官,像布豪米克的父亲这样的医生就能让他们重获新生。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

其中的问题在于,需要器官的人比能够捐献器官的人多。全世界等着换肾或心脏的老年人排起了长队,但必须找到完全匹配的器官。很多情况下,人们未等到换器官已离世。

布豪米克想,如果不是坐等他人捐献器官,而是可以打造人体器官会怎样?这个问题促使他开始探索如何打印出机能正常且不会被病人身体排斥的器官。

他说,”假设你需要换肝,你做了电脑断层扫描,或做了核磁共振成像,电脑上会显示出你肝脏的具体大小和形状。”你可以把”模具”放入3D打印机,然后打印出一颗尺寸和形状一模一样的人工肝脏。

但布豪米克需要的打印材料不是墨盒,而是由蛋白质和细胞组成的材料,并且不是任意细胞,而是病人自己的细胞。这意味着其身体排斥新器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他的团队已经制造出印度第一个人造人类肝脏组织,下一步是扩大规模,制造一颗微型外置肝脏。他估计这可能需要五年时间。布豪米克把这个外置器官想象成一个小型的便携式体外设备,这样使用者便可随身携带。

他预计8到10年内便会实现理想的最终愿景:制造一颗功能完备,可移植到人体体内的肝脏。

但如果一个人的某个器官日渐衰竭,这是否预示着他们的自然寿命可能即将终结呢?如果心脏和肺也一道衰竭了呢?布豪米克认为,每一种情况都有所不同。

他说,”如果某个器官是病人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你把它换掉了,那这个病人可能会多活20多年,因为可能这个病人的肝脏衰竭了,但他的大脑或心脏还没有到这地步。”

布豪米克认为我们能活多久呢?他说,有了这些创新,如果你是千禧一代或者更年轻,即1981年前后出生的人,你很可能会活到135岁。

蠕虫智慧
王濛的祖母去世时100岁。老人一直健康、活跃,直到生命的尽头。看着祖母慢慢变老却依然身体硬朗,王濛不禁琢磨起了衰老的秘密。

王濛现在是美国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的分子和人类遗传学教授。她一直在用实验的方式研究最令人兴奋的新兴医学领域之一——人体的微生物群。

她说,”那些就是和我们共处的小微生物,从我们体内的消化道到体外的皮肤,可说无处不在。”

用肉眼看不到微生物,但却遍布我们全身,从体外到体内。依附人体的大部分微生物群是细菌,但也有真菌、病毒和其他微生物。过去,科学家不太关注人体微生物群。但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看不见的微生物对我们的身体影响深远。

最近的研究表明,微生物群之于我们的重要性堪比人体一个新器官,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甚至我们对不同药物的反应。

王濛说,”有时候,人体微生物群会导致我们患病,但另一方面,在保持我们身体健康方面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她想知道微生物群是否会影响衰老。为了验证这一点,她决定研究一种只能活两到三周的蠕虫来做实验。因为这种蠕虫的寿命足够短,适合用来对衰老进行”终生实验”。她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改变蠕虫的微生物群,情况会怎样?蠕虫会活得久一些吗?

王濛选择了一种生活在蠕虫内脏里的细菌,然后对细菌的基因做了微调,以便制造出不同的种类,再把细菌喂给不同的蠕虫组。三周后她去检查这些蠕虫,按期生命周期蠕虫这时应该都死了。

她回忆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发现其中几种,蠕虫没有死,我们检查的时候还活着。”

“我激动得跳上跳下,因为完全出乎意料。”

老年的蠕虫通常会表现出体力衰竭,活动减少,但体内有了新的微生物群后,老年蠕虫不仅蠕动速度更快,而且也减少了患病。

王濛现正在老鼠身上进行试验,看改变老鼠的微生物群是否也会延长它们的寿命。

也许有一天,医生能够给我们开具有类似功效的药物。这会让我们活多久呢?

王濛说,”一些同事说,’好吧,你知道吗,我认为人们能活到两三百岁,’我个人认为,100岁……就已经算不错了。”

细胞衰老
在你衰老的过程中,会发生一种奇怪的事情。细胞会在衰老的过程中分裂,取代即将死亡或日渐衰竭的细胞,但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过程。细胞分裂的次数越多,我们所说的”衰老”状态的几率越大。

Senescence(衰老)这个词来自拉丁语中的senescere,正是这些细胞的经历——老化,生命周期终结。但老化的细胞没有死去,而是四处游荡,以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活动,并与周围的细胞交流。这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

英格兰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的分子遗传学教授哈里斯(Lorna Harries)说,”细胞就像是在说’我是一个老细胞,你们这些家伙在这里的时间和我差不多,所以说你们肯定也老了。”

在我们老化的过程中,这些衰老细胞几乎是在”污染”其他细胞。随着我们逐渐老去,越来越多的细胞老化,直到我们的身体不堪重负而崩解。

在实验室里,哈里斯可能已经找到了一种对付这些老化恶棍的办法。不久前,哈里斯建议与她合作的一名新研究人员尝试在老皮肤细胞上加一些化学物质,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

为了测试皮肤细胞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年龄,他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染料。如果细胞老化,这种染料会把它们变成蓝色。

哈里斯说。”我以为会看到那些细胞依然是蓝色的,看上去依然是老化细胞,但实际上并不是……它们恢复了,看上去更像年轻细胞。”

她不相信这个结果,于是让这名学生重复这个实验。一次又一次,这名学生得到的结果都一样。哈里斯又再次让她回去重复这个过程。

哈里斯回忆说,那名研究人员重复了大约9次。”最后,我看着它,想’实际上,也许你真的发现了什么’。”

该实验有效地让老细胞恢复了活力,把它们变成了年轻细胞。这让她的实验成了最早的逆转人体细胞老化的实验。有人认为,这一发现可能是延长人类寿命的关键。哈里斯开始接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和科学家的电话。

但对于我们能活多久,哈里斯依然不是非常乐观。她认为,人类的自然寿命非常长。即便如此,她希望自己的研究方向最终能带来新一代抗衰老药物,以治疗老年痴呆和心血管病这类老年疾病。

哈里斯说,”我希望这会让我们研究出一种能同时解决多个问题的疗法,这样可能英年早逝的人就能活到自然寿命的限期。”

再回到之前的问题:我们能活多久?

也许有一天。人类将能够替换受损的器官,服用能永葆青春的微生物补充剂,或可以阻止人体细胞老化的药物。

这一切会让我们的寿命延长多少年呢?按照布豪米克的预测,如果你是千禧一代,你兴许能活到135岁,到那时也就是2116年,如果你出生于1981年的话。谁知道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呢?

中国科学院院士: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许多疑点未明了

2018年11月,一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基因编辑双胞胎女孩,在中国健康诞生。报道称,这对双胞胎的一个基因经过修改,使她们出生后能天然抵抗艾滋病,并且这是世界首例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这对基因编辑婴儿幕后的“操刀手”,是来自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的副教授贺建奎。

消息一经公布引起巨大震动,贺建奎的行为被科学家们强烈谴责。“基因编辑”也引发了“人造人”是否允许、未来是否将沦为“超人”统治一般人的社会等等对人类伦理以及生命安全问题的探讨和争议。

然而事件过去近两个月,除了此前媒体报道的“卫生部门已介入调查”之外,没有任何进展的披露。日前,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业内人士、中科院院士邵峰,试图对该事件及背后要素进行科普意义的探究。

此前,邵峰曾就“基因编辑”事件发声,认为该技术“没有什么科学创新,只有对伦理和道德无底线的突破,亟待需要在法律、伦理上有一个清晰的界线”,并希望相关部门应对此立法。

“基因编辑事件背后调查因素复杂”

北青报:基因编辑事件,目前后续进展如何?为何公众感觉不了了之了?

邵峰:据我了解,目前仍处在调查处理中。最终处理结果,卫生行政部门一定会按程序发布。

北青报:这件事为什么这么难处理?

邵峰:因为这个过程调查起来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贺建奎是南科大的一名副教授,所以学校这个层面是怎么让他进行这个基因编辑实验的?他毕竟是有学校编制的,这个经费是哪儿来的?学校各层面的审查委员会知不知道这件事?再者,他还得跟医院合作,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做不了人工授精的。他可以做基因编辑,但不能给人取精子卵子,所以一定要有医生跟他一起做。所以哪家医院或哪几家医院参与了?那么医院也有伦理委员会,怎么审查通过的?这些疑点都尚未明了,都需要在扎实的调查后给公众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北青报:即使调查出结果了,现在没有涉及这方面伦理的法律依据,能有什么样的处理结果?

邵峰:不管怎么说,最后走什么法律依据,都得先调查,得把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先调查清楚,涉及到的方方面面,学校、医院参与人员、学生,还有地方监管人员,包括志愿者,都得调查。只能先把这个事情给弄清楚,再决定怎么办。对于基因编辑这类行为,卫计委也是有规定的,比如说如果触犯了这方面的规定,大学应该开除这个人等。但现在很多情况还没调查清楚就开除,这肯定也不合适。

北青报:除了开除,会有更严重的处理结果吗?

邵峰:那就得看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其他环节,可以去找对应的法律依据,因为就这件事本身没有司法依据,但比如做基因编辑用于受精卵,最终有没有造成人身伤害,比如对那两个女孩来说,她的基因是否已被人为破坏,涉事人员是不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这是有法律规定可以对应处理的,但现在还没有进行鉴定,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需要司法解释,需要法律方面的专家进行分析。

“最好的处理方式是永远不让俩孩子知情”

北青报:现在问题是,作为基因编辑人,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了,以后怎么办?

邵峰:这个非常非常难办。现在业界也讨论,就觉得是不是要出一笔钱让这两个孩子的父母去到谁都不知道的地方重新生活,然后部门进行跟踪,就跟装GPS定位一样。其实这里面最大的挑战是,这两个女孩将来能不能结婚?要结婚的话,生孩子就会遗传下来。

北青报:您觉得她们允许结婚么?

邵峰:这个没有答案。

北青报:您认为怎么处理最合适?

邵峰:要我处理这个事情,就是永远不告诉她们是被基因编辑的,允许她们就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合适最好的选择。

“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影响人类基因大池”

北青报:您作为业内权威专家,对这件事的最大担心是什么?

邵峰:我们主要担心两个安全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这两个孩子将来有可能不健康,但咱们正常人也会出现身体健康问题,所以如果出现不健康就只能自己去面对。还有一个安全层面的问题,就是我们所谓对于人类种群的影响,但是这个个例对大面只是“点”位影响,一小滴水还不足以改变整个池子。

北青报:为什么说不足以改变整个人类基因池子?

邵峰:因为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带来对这么大种群的影响,就这个“小点”,对种群还造不成大规模的影响。下一代可能就只生一个孩子,两个孩子而已,那只是基因互相的代际之间的影响,只能往下传,因为它不是传染病,所以这一个点位不会造成整个种群的基因影响。你往整个基因池里放,立马就稀释掉了。

北青报:所以最大的危害到底在哪儿?

邵峰:是基因编辑这个大门一旦开了,人类很快就完了。我们知道人身体里的基因有2万多个,所有一切都由这些基因决定,就是所谓DNA的概念,现的生物技术,可以随意地去改它(基因),你想改成啥就改成啥。应该说这是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生物科学最革命性的技术。任何一个物种都能被改,比如你想让一个狗发绿光,你也可以让它多长条胳膊都可以,你可以任意来做这件事。这个技术非常强大。但非常可怕的是,稍微训练过的人,有个实验室就能做。这个技术的门槛极低,一个掌握这门技术的人拿个几万块买点设备就能做。

北青报:但国外已有基因编辑的医疗运用,这又是什么情况?

邵峰:人类有两种细胞,一类是体细胞,一类是生殖细胞。简单来说,除了精子卵子之外都是体细胞。国外有人在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治疗疾病,针对的都是体细胞。比如有些人因为某个基因的突变失明,用这个技术来编辑眼睛里的细胞,有些失明可能就能恢复视力。再比如现在做得最多的是肌肉萎缩,在干细胞里把坏的基因恢复,这样肌肉就不会萎缩,国外在推这个东西。但国外严禁在精子卵子里使用这个技术的,也就是说不能在生殖细胞里做。因为在体细胞里做编辑,如果不成功,像肌肉萎缩最多可能就是导致一条胳膊废了。但如果在精子卵子里做,影响就是一代一代传下去。贺建奎这件事为什么这么恐怖,因为就是在生殖细胞里做了基因编辑。

北青报:您刚说到基因编辑技术其实很好操作,可能一个研究生就能做这件事。现在是否还有人在做这件事?

邵峰:在北京是不太容易让人去做这件事的,像北大清华这些学府,伦理委员会是绝对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就像我们研究所,我们要知道你做这件事,立马就是开除。学府、医院其实是有伦理委员会的,这次事件目前说是发生在民营医院内,要是在正规公立医院,伦理委员会肯定过不了。现在只能说是没有刑法相关的规定,但行业的行为法规是有的。就像我们实验室做超级细菌,如果搞个超级病毒,容易得很,这种杀伤力巨大。但是科研界医学界都是有法规规定的,不是说你想做任何一个病毒你就能做。每个研究单位都有个伦理委员会,这个伦理委员会不会让你做这些事情。

“伦理委员会是把双刃剑”

北青报:在这类实验中,伦理委员会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邵峰:这是一个问题,也是我们的科研文化体制还不够健全的地方。在西方国家伦理委员会的权力很大,非常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就是比如说你拿小白鼠做实验,要做之前你要清清楚楚地把小白鼠用多少只、什么时候拿它干什么、做什么样的解剖、做什么样的实验,你要写得一清二楚,交给伦理委员会,伦理委员会批了才能做,否则学校就可以开除你,这个严格到即使这一次的程序批了,下一次做实验的时候把小白鼠换成小黑鼠,就要重新走一遍伦理流程,改任何一点都要重新审批。

北青报: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

邵峰:我们现在是这样的,我们各个学校也有伦理委员会,医院也有。要做一个实验,我们也要做伦理审批流程,我们的实验不涉及人,都是用动物做实验,所以伦理这些东西其实没有西方那么严。

北青报:那如果把这个审查加严呢?以最高的规格来要求,是否就能避免基因编辑?

邵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些不必要的严格规范,对研究又有影响。我们现在打造科创中心,科研水平的提升很重要。像我知道新加坡做小鼠实验的规定是,任何实验,最终都不能导致小鼠死,要让小鼠死必须是人为的促死,但不能是实验直接导致它死亡。但我们国家没有这个规范,小鼠在实验室死了就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要看,这个药我打了五只,它会死多少只,要做这个统计。但新加坡不可以,只能在小鼠要死没死的时候,人为地去促使它死。这就是他们的伦理规范。

北青报:这其中的差别在哪?是伦理的界定问题?

邵峰:这就是他们的伦理界定,但这样的规定也造成了科研人员一定的困扰。但就是有这种伦理规定,它是有戒律的。所以为什么国外实验室很少有人做猩猩、猴子这些灵长类的实验,因为灵长类和人最接近,所以涉及的伦理规范更高,就是限制你做。

“基因编辑在没有建立规则时不能做”

北青报:在没有规范形成的背景下,如果是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这件事危害大么?

邵峰:这个不像新药的研发。比如我们要研发一个感冒药出来,这一套程序是很成熟的,你得一步一步审查。现在对体细胞进行基因编辑,虽然有些西方国家是可以的,但是国内基因治疗过程还没有形成这一套规范,它是细胞治疗,这样的科技手段并不像药物,比如药监局批了药就是安全的,咱医生就可以用药了。但基因治疗有没有效果不好说。作为新生事物,要建立一整套流程,也需要专业的人来配合做这个事,说白了因为都是新事物,很多人也不了解怎么才合适。换句话说,现在都还没有足够多的专业的人可以来给这件事立规矩。

北青报:您的建议是什么?

邵峰:没有伦理的立法是肯定不行的。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这件事,希望会推动中国生命安全的立法。关于生命医学的伦理立法,我们也写了相关的报告。因为这个门一旦打开了,非常可怕。

人物介绍

邵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带领的团队,在病原菌入侵和人体防御机制的研究方面,领跑全球,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尖期刊上频频亮相。2016年,邵峰曾就韩春雨基因编辑技术研究遭质疑事件,向河北科技大学校长致公开信,建议河北科技大学按照国际惯例启动调查。

再探“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八大疑云

历经近两个月调查,广东省近日就“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向社会公布初步调查结果。调查称,该事件系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副教授贺建奎为追逐个人名利,自筹资金,蓄意逃避监管,私自组织有关人员,实施国家明令禁止的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活动。科技部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对上述结果作出回应。

然而,对于这起严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严重违背伦理道德和科研诚信的行为,现有调查结果仍失之“简略”。特别是一些关键信息的缺失,降低了其对于科技界的警示作用。该结果也让公众觉得不够“解渴”。

“具体调查形式是什么样的?调查主体是谁,实验在哪里做的?已出生孩子的基因到底有没有改变……目前来看仍有很多问题不清楚。”中科院院士、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名誉理事长裴钢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疑云一:只有基因编辑技术使用违规吗?

自事件发生以来,社会关注的焦点多为基因编辑技术。实际上,贺建奎的实验所使用的不只有基因编辑技术,还包括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和遗传筛查技术等。这些技术在此次编辑胚胎基因的操作中共同发挥了作用。

相比于基因编辑技术,试管婴儿技术、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和遗传筛查技术相对成熟,但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应用都有严格要求”。裴钢表示。

以试管婴儿技术为例,根据原卫生部发布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进行,以医疗为目的;涉及伦理问题,应当提交医学伦理委员会讨论;且要求实施技术的医疗机构应当与卫生部批准的人类精子库签订供精协议,严禁私自采精。

从初步调查结果及相关部门的回应看,鲜有涉及上述问题的相关信息。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告诉《中国科学报》,有关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其他技术的应用是否合规。

疑云二:实验经费只是自筹经费吗?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贺建奎自筹资金开展相关实验。作为南科大副教授,贺建奎虽然从2018年2月已向学校申请停薪留职,但他的编制仍在南科大,且他的实验开始于2016年6月。在2018年11月27日举办的第二届国际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贺建奎也曾提到,“早期经费来源于南科大,后期是我自己承担”。

贺建奎向媒体公开实验内容后,南科大迅速作出“不知情”的回应并表示将展开调查,然而迄今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其中,贺建奎在南科大期间的经费使用是否与该事件有关?贺建奎具体承担了什么项目、项目周期以及经费使用情况如何?截至发稿前,南科大未回复《中国科学报》的采访申请。因此,针对贺建奎在南科大期间是否存在经费另作他用的情况,以及此次事件中其经费具体来源等,有关部门有必要追查清楚。

疑云三:“帮凶”还有谁?

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贺建奎从2016年6月开始私自组织包括境外人员参加的项目团队。据公开报道,开展临床试验之后,贺建奎才在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注册《HIV免疫基因CCR5胚胎基因编辑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申请注册人除了贺建奎外,还有覃金洲(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医院生殖医学科的胚胎培养师、细胞研究员),其于2018年1月以访问学者身份全职前往南科大,是贺建奎的助手。

除了覃金洲外,国内是否还有其他人员参与该项目?鉴于事态的严重性,有专家认为,受处置的不应该只有贺建奎,有必要公布所有参与人员的名单。

疑云四:实验在哪里做的,怎么做的?

根据注册的信息,申请单位是南科大,研究实施地点是深圳和美妇儿科医院(以下简称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为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并附有审查申请书。事件发生后,和美医院也以最快的时间否认该事件与医院无关。虽然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称已启动对和美医院伦理问题的调查,但截至发稿前,相关调查结果还未向社会公布。

据专家介绍,贺建奎的实验必须在医院进行,个人可以做基因编辑,但没有权力取精子卵子,一定要有医生参与。

但具体哪家医院或哪几家医院参与了实验,无从得知。如果相关医院参与,医院的伦理委员会是如何审查通过的?从申请书上看,贺建奎的实验始于2017年3月,截止时间是2019年3月。申请书下方有和美医院伦理委员会7位委员的签字。但事后,几位“签字”的委员均否认。

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雷瑞鹏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即使相关医院没参与,有关部门也应给出说法。

疑云五:资本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2012年1月,贺建奎通过深圳“孔雀计划”海外高层人才计划来到南科大。当年7月,他创办了深圳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瀚海基因),南科大占一部分股权。2013年,贺建奎与曾担任过和美医院总经理的林志通认识,而林志通的另一身份是正威国际集团医疗事业部负责人。2014年,南科大与正威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当年,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是南科大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2016年3月,贺建奎的第二家公司——深圳因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随后,深圳市南科生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6666.66万元,贺建奎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45.5%;另外两大股东分别是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服务中心,持股30%;深圳市南科大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24.5%。接下来,贺建奎先后成为9家公司的高管。

这些资本是否参与了贺建奎的实验,还有待相关部门向社会公布。对于哪些相关资本或公司参与该事件,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有关方面也应向社会公布。

疑云六:娜娜和露露的健康状况如何?

除了要追究相关责任方,更要关注两个已出生的孩子。她们是无辜者,也是这个事件的最大受害者。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携带CCR5Δ32具有一定免疫艾滋病病毒(HIV)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免疫。微博博主BToxin分析贺建奎的实验数据后发现,两个女婴的4条染色体没有一条符合CCR5Δ32,娜娜还莫名其妙多出了11个氨基酸和9个氨基酸的片段,造成了移码突变;而露露则完全脱靶。国外也有类似分析,证明实验是不成功的。

如果在移植胚胎前已发现这些问题,还让其降生,那么这两个孩子的健康状况可想而知。但瀚海基因曾在向《中国科学报》发送的一段视频中介绍,这对婴儿的胚胎在被放回母亲的子宫前,研究人员通过全基因组测序评估了基因手术的效果,结果显示手术如预想的那样安全。

裴钢表示,孩子出生后,有没有对其进行基因检测,结果是什么情况?基因有没有改变?“如果没有改变,大家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除此之外,研究表明中国HIV病毒流行的AE亚型是通过CXCR4感染寄主。因此,两个女婴很可能不能免疫HIV,但是她们需要承担相关风险。张林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有必要对她们的健康进行综合评估。

除了已出生的娜娜和露露,调查结果显示,还有1名志愿者已怀孕。

疑云七:如何保证她们正常生活?

两个孩子已出生是不争的事实,如今她们的生命不属于贺建奎实验团队,也不只属于孩子的父母,更属于全人类。她们的未来怎么办?“永远不告诉她们是被基因编辑的,允许她们跟正常人一样生活。”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学术副所长邵峰认为这是最合适、最好的选择。

但在张林琦看来,她们的隐私应该被保护到什么程度,这是各界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

未来,她们也必然会面临成年后结婚生子的问题。我国《婚姻法》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禁止结婚,如指定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等。“基因编辑婴儿”是否属于此种情况?专家表示,目前基因编辑的程度还不清楚,在尚未发现“基因编辑婴儿”生育后代存在疾病风险的情况下,结婚生育是她们的基本权利。“如果结婚,她们的伴侣需不需要知情?”张林琦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

疑云八:对人类种群的影响有多大?

如果允许她们结婚,基因就会遗传给下一代。

在邵峰看来,这个个例还不足以带来对人类种群的影响。她们的下一代可以只生一个或两个孩子,只能往下传,因为它不是传染病。“往整个基因池里放,立马就稀释掉了。”

“虽是个案,但影响非常恶劣。”张林琦认为,要引起足够的警觉。

张林琦和邵峰担心的事一样,基因编辑这个大门一旦打开,人类很快就完了。

基因编辑虽然是过去二三十年生物科学最革命性的技术,但其应用的门槛极低。事件的发生,“体现了我国科研文化体制还不够健全”。邵峰表示,没有伦理的立法是不行的,希望该事件推动中国生命安全的立法。针对有媒体报道伦理委员会是 “双刃剑”说法,雷瑞鹏表示不可理解。“伦理委员会是为医学研究保驾护航的,是一个保护人类受试者非常重要的制度化举措。”

《中国科学报》 (2019-01-31 第3版 聚焦)

谷歌研究“长生不老药”,勇于挑战“不可能”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向谷歌学习,谷歌的母公司赚了钱就去研究很难实现的东西,(谷歌)还研究长生不老药,它也是为人类社会贡献,把财富转移到探索人类社会的未来去,我们也是一样的。”任正非的这番话耐人寻味。

  谷歌研究“长生不老药”,这是早两年的新闻,但这件事经由任正非说出来,影响和意义还是大不一样。“长生不老”不符合科学,“长生不老药”几乎是“痴人说梦”的代名词,历史上的秦始皇、汉武帝都曾因为派人寻找“长生不老药”而致后人嘲笑。谷歌斥巨资研究“长生不老药”,是自己糊涂了,还是纯心忽悠人?

  当然不是。谷歌的研究是科学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生命科学中未知的领域;而封建皇帝的幻想是他们个人的“神仙梦”。谷歌要研究的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种让人永生不死的药,而是把人类寿命延长至几百岁的药。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纳闷:作为一家全球著名企业,谷歌为什么愿意花巨资去研究“长生不老”这种过去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任正非推崇谷歌研究“长生不老”,对我们有什么启迪?

  恐怕至少有这么几点。其一,企业要基业长青,必须靠创新。只有永葆创新精神,干那些人家没有想到、或者想到却做不到的事,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才能取得竞争优势,享受超额利润。企业有大小,但再小的企业,也要有自己的“一招鲜”,否则难保不败。企业纵然大到像谷歌这样,也必须每天向着“不可能”的领域探索、冲击,如果企业因为现在日子还过得去,就安于现状,失去“创新的冲动”,就会迟早受到“不冲动的惩罚”,最终被市场淘汰。

  其二,科学研究要有“理想主义精神”。科学研究当然要“理性主义”,要有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但也要有点“理想主义”。科研活动本质上是基于一定基础而面向未知领域发起的一种探险活动。如果失去了“想象”,这也不敢碰,那也不敢碰,那就什么科研成果也得不到。事实上,人类科技史的大量成果都是在“想象”“空想”甚至“幻想”的基础上开始并取得成功的。科学研究要敢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敢于挑战常识、挑战“不可能”,敢于向未知领域大胆进军,缺失了这种精神,科学研究就会缩手缩脚,成为庸庸碌碌的“跟风者”,最终无所作为。

  其三,对待科研要有宽容之心、助力之意和推进之法。政府是科研活动的“后勤部长”。正因为科研工作是一种结果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探索性的工作,因而要鼓励向“不可能”冲击,要有宽容失败的“雅量”;正因为科研活动有时候“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因而要鼓励一些“非规划创新”,不能事事都按“规划”来;正因为科研活动常常会失败,因而要建立风险投资机制,设立必要的保险基金,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说到底,不管是科学家、企业,还是政府,都要有创新精神,敢于挑战未知世界、挑战“不可能”。

  在今天这个崇尚创新的时代,让越来越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让越来越多的创新妙想有实践的空间,显得尤为重要。敢于挑战“不可能”,不仅是科学研究应该秉持的精神,也是做好其他工作应有的精神状态。只有勇于挑战,勇于梦想,敢于奋斗,敢于拼搏,“不可能”才能一步步变成可能,让创新的活力在全社会竞相迸发。

  刘庆传 http://xh.xhby.net/mp3/pc/c/201901/20/c586853.html

影响大脑和心脏的基因是决定人寿命的关键基因

近日,据外媒报道,科学家研究发现,通过观测基因,他们可以预测一个人的寿命比平均寿命长或者短。研究小组分析了基因变异对寿命的综合影响,从而形成了一个评分系统。他们说,在这个系统中排名前10%的人可能会比那些得分最低的10%的人多活5年。研究人员说,研究结果还揭示了对疾病和衰老的生物学机制的新见解。

爱丁堡大学Usher研究所的专家研究了50多万人的遗传数据,以及他们父母寿命的记录。研究发现,人类基因组中约有12个区域对寿命有重大影响,其中包括五个以前从未报告过的基因位点。

对整个寿命影响最大的基因位点是那些以前与致命疾病相关的位点,包括心脏病和与吸烟有关的疾病。

然而,与其他癌症直接关联的基因在这项研究中并没有出现。这表明,由这些癌症引起的死亡,要么是受影响人群中较少见的基因差异的结果,要么是社会和环境因素造成的。

研究人员曾希望能发现直接影响人们衰老速度的基因。他们说,如果这些基因存在,但它们的影响太小,则可能无法在本研究中检测到。这项由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和AXA研究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最后发表在eLife杂志上。

爱丁堡大学Usher研究所的安盛研究机构研究员Peter Joshi博士说:“如果我们在出生时取100人,然后用我们的寿命评分系统将他们分成十组,那么得分最高的一组将比最低的一组多活五年。”

Usher研究所的博士生Paul Timmers说:“我们发现影响大脑和心脏的基因是导致大多数寿命变化的原因。”

著名生物黑客Josiah Zayner想教大家DIY基因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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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的 josiah zayner 是一名生物黑客, 他是一个在自己的身体和传统实验室和机构之外的其他生物上进行实验的人。他离开了美国宇航局的研究金, 在加州奥克兰创办了一家名为The odin 的公司, 在那里, 他为基因编辑技术 crispr 出售自己动手的药包, 并开设课程, 教人们如何对细菌、青蛙等进行基因改造生物。

据 zayner 称, 这家拥有两年历史的公司去年的总收入超过50万美元, 并教会了数万人如何使用 crispr。odin 在住宅街道上的一楼办公空间, 与 zayner 2 0 1 6年创办公司的车库相比, 是一个明确的升级。他说, 很快, 他的团队将搬到一个更工业实验室的环境。

扎伊纳在2017年因在合成生物学会议上公开注射 crispr 而声名狼藉。后来他告诉《大西洋报》记者, 他后悔做了这个噱头, 因为它对其他生物黑客产生了影响。主要研究人员表示, 这项技术还是太新了, 无法安全地用于人类。纽约基因组中心教职员工内维尔·桑贾纳认为, 主要问题包括 “同意不足、对潜在风险的了解以及编辑结果不准确, 可能会产生未知的后果”。

生物学家保罗·诺普弗勒告诉我, 扎伊纳的作品引发了相互矛盾的反应: “鲁莽但发人深省…… 寻求注意力, 但服务于教育目的”。扎伊纳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并充分意识到这一事实。我们见面时, 他开玩笑说, 也许他应该考虑在面试中穿白色而不是黑色 (他都穿)。

英国科学家:经基因改造的鸡蛋可富含抗癌所需蛋白质

北京时间1月30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一项新研究提出,经过基因改造的鸡蛋可含有关节炎和癌症药物所需的蛋白质。

研究人员发现,对鸡进行基因改造后,其产下的鸡蛋便会富含某些疾病患者体内常常缺乏的蛋白质。目前这些蛋白质已经可以由人工合成,并用在药物中,帮助“重建”体内化学物质平衡。但如果通过鸡蛋来制造这些蛋白质,成本将只有工厂合成的100分之一。而且只需三枚鸡蛋便可提供足够的蛋白质——一只母鸡一般每年能产下300枚鸡蛋呢。

此次研究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脊椎动物发育学院的海伦·桑教授(Helen Sang)带领下开展。

“我们尚未开始用这种方法制造人用药物,但此次研究显示,我们可以借助鸡来制造药物开发和其它生物技术应用所需的蛋白质,且这种方法具有商业价值。”

由该团队基因改造后的母鸡可以合成一种名叫IFNalpha2a的人类蛋白质,该物质具有强大的抗病毒和抗癌功效。此外,改造后的鸡还能合成人类和猪两种版本的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acrophage-CSF)。该因子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受损组织、促进自我修复。

研究人员敲开鸡蛋、将蛋黄与蛋清分离之后,发现蛋清中含有大量上述蛋白质。研究还发现,这些蛋白质和实验室中合成的蛋白质一样有效。而鸡棚的搭建和维护成本远比在工厂中修建的无菌实验室低得多,因此可以节省大量成本。

科学家已经在利用鸡蛋培育疫苗所需的病毒了,如流感疫苗等等。

英国生物技术及生物科学研究理事会科学政策主管塞里·林·亚当斯博士(Dr Ceri Lyn-Adams)补充道:“近期这些研究发现为未来药物开发和研发更经济的蛋白质药物提供了有力的概念证明。”

虽然可能还要再过一二十年,科学家才能开展足够多的研究、为用鸡蛋制造药物提供支持,但科学家相信目前的研究正走在正确的方向上。

爱丁堡大学成立的企业Roslin Technologies的生物制药部门主管丽萨·赫伦博士(Dr Lissa Herron)表示:“我们很期待全力发展这项技术。该技术未来不仅能用于人类制药,在科研和动物医疗领域也能大展身手。”

考虑到抗生素愈演愈烈的耐药性危机,通过增强免疫系统治疗动物疾病也许是种不错的替代方案。赫伦博士指出,这类疗法已经被用来治疗宠物的肝脏或肾脏问题。

研究人员还强调,不必担心动物福利问题,因为与农场上的同类相比,这些鸡已经算是“养尊处优”了。

“每天都有经专业培训的技术人员给它们喂食、添水、悉心照顾,它们过得可滋润了。”赫伦博士介绍道,“从鸡的角度来看,它们生的蛋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并不会影响它们的健康。它们只用像平时一样咯咯叫、生个蛋就行。”

冲绳人长寿秘诀:与高碳水化合物饮食有关?

千百年以来,全球各地都在寻找“长生不老药”,最近对长生秘诀探索之旅来到了东中国海的冲绳群岛。当地老年居民不仅寿命在全球范围内是最长的,而且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都活得非常健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冲绳超过100岁的寿星人数。冲绳每10万居民中就有68位百岁老人,是美国同等规模人口的三倍多。即使按照日本的标准(日本为全球平均寿命最高的国家),冲绳人的寿命也是很突出的,与日本其他地区的人相比,冲绳人活过100岁可能性要高出40%。

难怪科学家们花费了数十年的时间试图揭示冲绳人长寿的秘密,包括他们的基因和生活方式。最令人激动的因素之一近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关注,即冲绳人饮食中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的比例特别高,尤其是饮食中大量卡路里的主要来源­­——红薯。

悉尼大学研究营养与衰老课题的梭伦-比尔特(Samantha Solon-Biet)说:“这与目前推崇的高蛋白质低碳水化合物的饮食模式正相反”。虽然阿特金斯健康饮食法(Atkins)和原始饮食法(Paleo)很受欢迎,但也没有什么证据表明高蛋白质饮食对身体有长期益处。

那么“冲绳比例”,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比例10:1才是健康长寿的秘诀吗?虽然光凭这些观察结果就倡导生活方式的改变还为时尚早,但对人类饮食长时间研究和动物试验获得的最新研究证据表明,冲绳比例假设值得密切关注。这些研究结果表明,低蛋白质、高碳水化合物饮食会引发各种生理反应,保护我们免受癌症、心血管疾病和阿尔茨海默病等各种老年疾病的折磨。冲绳的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质比例或许达到了最佳的膳食平衡,从而获得了这些效果。

大部分研究来自“冲绳百岁老人研究”项目(OCS),这项研究自1975年以来一直在调查冲绳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OCS调查范围覆盖了冲绳县内150多个岛屿的居民。到2016年,OCS已经调查了当地1000位百岁老人。

冲绳百岁老人似乎已经延迟了许多常见的衰老影响,他们不会在人生最后时段受到久病折磨,几乎三分之二的冲绳老人直到97岁都能独立生活。这种显著的“老年健康状况”在许多与年龄有关的疾病中也很明显。典型的冲绳百岁老人不会患上典型的老人心血管疾病,其动脉周边不会积累“钙化”的硬块而导致心力衰竭。与其他地区的老年人相比,冲绳最年长的居民患癌症、糖尿病和痴呆症概率也要低得多。

遗传中头奖

鉴于以上结果,冲绳人与众不同是毫无疑问的。但又如何解释这种不同寻常的长寿呢?

遗传运气好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岛屿的地理位置特殊,冲绳群岛的居民自古以来处于较为孤立的状态,与外界交流较少,也因此可能拥有一些独特的遗传特征。初步研究表明,这些特征可能包括APOE4基因变异的患病率降低,APOE4基因会增加患心脏病和阿尔茨海默氏症的风险。冲绳人也更有可能携带能够调节代谢和细胞生长的FOXO3基因的保护性变体。这种基因保护性变体会导致身材矮小,但似乎也降低了癌症等与年龄有关的各种疾病的患病风险。

即便如此,遗传运气好似乎也不能完全决定冲绳人的长寿,生活方式也很重要。“冲绳百岁老人研究”(OCS)发现,与其他地区人口相比,冲绳人吸烟的概率很低,而且由于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渔业,身体也经常得到锻炼。他们紧密的社区氛围也让居民在老年阶段还能拥有丰富的社交生活。社交生活减轻了人们在面对挑战时的身体压力,有益于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相比之下,孤独的感觉与每天吸15支香烟的危害是相等的。)